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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福东 :天津三反运动中“检讨”的技艺

发布时间:2013-10-14 作者:


    “谩骂”在中国从来都不成为一个问题,只要方向正确。传统宗教多将“恶口”作为最基本的禁项,但在现代意识形态的价值排序里,这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在民粹的狂欢中,恶语的放纵会加速释放人体内罪恶的本能。



    因为对群众的两项指控不服,安次县公安局长张震寰将小组讨论记录本丢在一边,表示“打官司到中央我也不接受。”结果引起“公愤”,群众大会“揭发”,县委领导“批判”,还有“其他同志的帮助认识”,这最终导致张震寰“有所觉悟”,在党员大会上承认错误,主动要求处分,积极地参与到三反运动中去。

    在县委的处理意见书中,仍称呼张震寰为“同志”,不能说这和他“有所觉悟”的检讨无关。三反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虚心接受改造者,才有可能保住同志身份。

    静海县组织部长冯春和的公开检讨,就曾因不够深刻,而两次没有过关。

    冯春和之所以要做检讨,主要是因为群众(应是“三人小组”成员郝德俊)在大会上对他“限制民主”的行为进行了揭发,支部小组经过反复讨论,群众的“斗争情绪”进一步被激发了出来,冯春和与组织部副部长邸岭章为此两次公开在大会上检讨。

    冯春和的检讨,想来比现在泛泛的自我批评要深刻很多,毕竟有真实的群众压力。但即便如此,县委会仍不满意,认为他对静海县委所犯错误及在党员干部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认识不足,对自己的错误则“抽象地认为只是自由主义,而未充分觉悟到自己所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严重性,因而产生一种‘骄满’情绪,把自己视为‘没什么问题’或‘问题不大’,因此不是以脚踏实地的积极态度来投入这一运动,而是站在运动的边沿。”

    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是一种裹挟式政治运动,它要求所有人必须积极参与,站在边沿本身即是过错。至于对运动过左的任何担心言行,都足以构成罪行——虽然在此之前,每次运动(譬如土改)快结束时,总要纠左一下,但在中央作出这个指示之前,任何个人的纠左尝试,都是大逆不道的。

    静海县委就冯春和“怕过左”的言行批评说:“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充分的发动群众,不但能彻底地揭发批判错误,更重要的是能深刻地教育领导、教育群众,不相信群众能正确地批判与认识问题,因而怕“过左”,怕群众所谓“谩骂”,要把群众限制在自己思想水平所想象的小圈子里去斗争,有分寸地去批判。”

    这一段话非常有内涵。放诸现在,又会被许多人认为是“历史的先声”式话语。只要把“过左”替换为“过右”,肯定被现在的网民爱死。“谩骂”在中国从来都不成为一个问题,只要方向正确。传统宗教多将“恶口”作为最基本的禁项,但在现代意识形态的价值排序里,这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在民粹的狂欢中,恶语的放纵会加速释放人体内罪恶的本能。

    冯春和检讨了两次,都因“不够甚好”,未曾过关,被要求继续深刻检讨,并处以劝告处分。另一位组织部副部长邸岭章则部分因检讨“尚较深刻”,而不再予以纪律处分。

    在廊坊档案馆,有一份冯春和与邸岭章的检讨报告,没有注明写于1952年何时,但从行文看,应是最后过关的检讨文本。冯春和在报告中讲述自己犯错误的经过时,承认自己对“三人小组”成员说了“我不怕他们说我限制民主”,并表示自己当时的心态是:“认为自己也没什么问题,他们不致怀疑我是压制民主,不在乎的思想。”接下来他进一步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对这次三反运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虽然口头上也说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恶战,但思想深刻领会不足,因此对我县错误没足够的认识。”

    他提到,受刘青山、张子善的影响,静海县有盗窃国家资财、非法动用地方粮和克扣民工工资等罪行,但因严重腐朽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的支配,对责任总轻描淡写。至于他个人,以前总觉得自己不是县委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行为的执行者,因此有对国家人民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不闻不问,为党纪所不许。其他如“买大衣、河工买回来的小皮包日记本等”,他也有沾染,“实际也是贪污行为”。

    最后,他总结说:自己思想觉悟程度低,对三反运动没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不是时时刻刻注意发动群众和解决群众中的那些顾虑,反而怕他们在发言中进行谩骂,想事先进行一些规范。因此在闲聊中对“三人小组”成员郝德俊“说了些怕过左的行动”等话,造成郝德俊的顾虑,为此请求上级给予应得的处分。

    官方看重灵魂深处的革命,检讨深刻与否,影响个人前程甚大,但过犹不及,分寸如何拿捏得当,非有相当经验者不能精准把握。在三反运动中,检讨的风气,遍布各行各业。这些检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定要追溯到自己反动或落后思想的根源:那基本都和资产阶级相关。

    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更要洗心革面。津沽大学副校长李宝震三反期间就在《我的反动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业》一文中,首先从自己所接受的教育谈起:“我在新学书院读的中学,这是一个专门训练给英国帝国主义者做奴隶的学校。这里的一些丧尽民族立场的教师们,甚至讲本国的地理和讲国文时,都用英文来教。使我幼年的脑筋里,充满了对欧美资产阶级的幻想,忘掉了可爱的祖国……”

     这样追本溯源的检讨,足以让它成为经典。该文后来被选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书,全国发行出版。这些范本的广泛流传,其实是在传递这样一种信息:检讨的深度是可以经由学习而获得的。



资料来源:腾讯·大家 

(立法网  小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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