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立宪“利国利民不利官”的说法不是载泽的“首创”

发布时间：2013-09-17 作者：

    在第二份奏折中，载泽开篇就点破：“旬日以来，夙夜筹虑，以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载泽担心，正因为宪政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将千方百计地阻挠立宪。



    推行宪政、实行政改，无论对政权、还是对人民，都是大有益处的，唯独对官僚阶层最为不利。这一见解，由回国不久的宪政考察团团长载泽提出，而且是用密折的方式——显然，载泽对这种说法的“杀伤力”还是有所顾虑的。

    1906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初四），38岁的体制内改革者载泽，给中央最高核心汇报了他的这一思想。

宪政好处多

    在他的第一份奏折中，呼吁中央推行政改，以此稳定人心、维护政权，并得到了最高层的肯定。

    这份奏折，日后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而著名。

    这是载泽回国后的第二份奏折，开篇他就说：“窃奴才前次回京，曾据一折，吁恳改行立宪政体，以定人心而维国势。仰蒙两次召见，垂询本末，并谕以朝廷原无成见，至诚择善，大知用中，奴才不胜欣感。”由此可知，在他的第一份奏折中，呼吁中央推行政改，以此稳定人心、维护政权，并得到了最高层的肯定。

    推行宪政的好处，载泽总结为三条。

    第一是“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

    第二是“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

    第三是“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籍，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

    这一说法，与他“旬日”前所提交的第一份密折《吁请立宪折》一脉相承。在那份奏折中，载泽认为，宪政才是国家富强的“纲领”：“总览东西各国富强之策，千绪万端莫不以宪法为纲领。宪法者，明秩序、定纪纲，使举国之人咸受制裁于法律之中，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故国本愈固，君统亦愈尊。”中国的问题，就在于“纲领不举”，只有确立了宪法这个“纲领”，才能“国与家一体，君与民一心”，“人人有合群爱国之心思，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事不劳而集，政不肃而成，上下交资，雍雍成治，各国业行之有效矣。”

    宪政的这些好处，他在第二份奏折中，分解为捍卫政权、推进外交、加强维稳等三个方面的具体作用，并用“利国利民”——当然，此处的“国”指的就是政权——予以总括。

“最不利于官”

    载泽担心，正因为宪政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将千方百计地阻挠立宪。

    推行宪政，虽然有利于政权、也有利于人民，但是，却有一个极大的障碍，那就是官僚阶层。

    在第二份奏折中，载泽开篇就点破：“旬日以来，夙夜筹虑，以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载泽担心，正因为宪政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将千方百计地阻挠立宪：

    “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己一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

    其实，对于政改“最不利于官”，在11月底驻外使节们的联名上书中也有提及:“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而独不便于庶官者也。”

    这份联名奏折，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会汇编辛亥革命史料时，以《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为名收录，却在文末无端地加了“载泽等”字样，此后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以讹传讹，题名也改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对此，学界先贤已有严密考证，可惜考证的流传范围不及讹误，以至于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将“利国利民不利官”的说法，仍以为是载泽的“首创”。

    大清国的外交官们，对改革“利国”解释道：“考各国宪法，皆有君位尊严无对，君统万世不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诸条，而凡安乐尊荣之典，君得独享其成，艰巨疑难之事，君不必独肩其责。”

    而“民间之利”，则在于“租税得平均也，讼狱得控诉也，下情得上达也，身命财产得保护也，地方政事得参预补救也。”这些“皆公共之利权，而受治于法律范围之下”。

    在宪政体制下，当官就不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了：“至臣工则自首揆以至乡官，或特简，或公推，无不有一定之责成，听上下之监督，其贪墨疲宂、败常溺职者，上得而罢斥之，下得而攻退之。”在中国特色的官场，“上得而罢斥之”是天经地义，“下得而攻退之”则属于天方夜谭，一旦推行，官员们当然日子难过。“东西诸国，大军大政，更易内阁，解散国会，习为常事，而指视所集，从未及于国君。此宪法利君利民，不便庶官之说也。”

    外交官们更指出，推行立宪政改，本是官员们的义务，“诸国臣工，方以致君泽民，视为义务，未闻以一己之私，阻挠至计者。”

不要找借口

    吊诡的是，最为反对政改的，却是最想改变政治面貌——当然必须在他们的主导下——的革命党。

    在载泽提交给中央核心的第二份奏折中，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员们阻挠立宪政改的可能手段是：“顾其立言，则必曰防损主权。”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地反对政治改革，却会用政改有损“主权”（君主之权）、有损这个政权的借口，而在“无形”中予以“阻挠”。

    载泽对立宪政改三大好处的论述，正是对此进行的反驳，证明立宪政改“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对君权、政权不仅不会损害，反而是有利的，“立宪之利如此，及时行之，何嫌何疑？”

    载泽又提出了第二个设问：官员们可能会用民智未开、“程度不足”作为阻挠立宪政改的理由。他认为，既然“人民之进于高尚，其涨率不能同时一致”，中央更应该“先宣布立宪明文，树之风声”，应该明确宣布政改，这是必要的表态，是确定道路和方向。以此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心思可以定一，耳目或无他歧，既有以维系望治之人心，即所以养成受治之人格。是今日宣布立宪明诏，不可以程度不到为之阻挠也”。如果非要等到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来宣示改革，则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其知识未完者固待陶熔，其知识已启者先生觖望，至激成异端邪说、紊乱法纪。”

    载泽的第三个设问是，有人可能拿“满汉之别”作为借口，“以为宪政既行，于满人利益有损”。即政改对构成这个政权的核心力量是有损害的。他认为，这种顾虑是多余的，“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在他看来，国家并非是某一个小群体的国家，改革正是要扩大执政基础，“官无幸进，正可激励人才，使之向上”，绝不能“为满人谋一身一家之私”，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不改革等死”，已经成为体制内改革者的共识。上年外交官们的上书中，远比载泽更为尖锐地指出，当下中国已经处于“岌岌然不可终日”的困境，可供选择的突围路径并不多：“言外交，则民气不可为后援；言内政，则官常不足资治理；方练兵，则少敌忾同仇之志；言理财，则有剜肉补疮之虞。循是以往，再阅五年……棼然交集，有触即发，安危机关，岂待蓍蔡。”

    唯一的路径，就是推行立宪政改，以此为龙头，盘活全面改革：“观于今日，国无强弱，无大小，先后一揆，全出宪法一途，天下大计，居可知矣。”“环球大势如彼，宪法可行如此，保邦致治，非此莫由。”

    其实，对于是否要推行政改，体制内并无公开的反对之声，包括“最不利”的官员们，也都是在拥护改革的大旗下，通过对改革步骤和节奏的争论及争夺，实现政见或者利益。

    吊诡的是，最为反对政改的，却是最想改变政治面貌——当然必须在他们的主导下——的革命党。在他们的独特解读下，载泽等人发出的政改“最不利于官”的说法，倒成了反改革的动员令：“载泽诸人考察宪政归国，首上之宪政折即曰‘君权无限，只损官权’，不知者则以为鼓满酋实行立宪之本旨，而不知实借‘只损官权’一语、以鼓舞一班大奴之力加以反对之深心，使假立宪之名目永久犹在推论之中也。



原文标题：立宪原来不利官

原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立法网  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