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限制职业打假错在哪里(三):"屁股"为何不能指挥"脑袋"

发布时间：2019-01-11 作者：小蚕

    国家立法意在“打假”，“屁股”指挥了“脑袋”。地方立法限制“打假”，“屁股”却不能指挥“脑袋”，何也？
 

 

    前两期，立法网刊登小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从立法渊源的角度讲的，一篇是从立法目的角度讲的。第三篇想从立法机关的角度，讲一讲地方立法限制职业打假“错”在哪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内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出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在一部分执法人和司法人眼中，制假售假不再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职业打假人却成了“过街”的“老鼠”。就小编案前的资料看，其始作俑者似乎与有些国家机关立法立场岀现“漂移”有关。

    2017年9月底，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公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这部拟报送国务院审议通过的行政法规草案（送审稿），首次将“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排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范围之外。

    换一句话说，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拟通过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方式，将职业打假行为排除在该法适用范围之外，成为消费者的一个“另类”。

    从现有立法文献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1993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时，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洪敏学在法律草案说明中，作了“扩大性解释”：既不仅适用于个人的“生活消费”，还适用于农民购买化肥、农药等“生产消费”。在法律草案审议中，根据常委会委员审议的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顶淳一在草案修改说明中，进一步将“单位生活消费”也纳入该法适用范围中。

 

    这次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对该法的适用范围，却作岀了“缩小性”解释。先不说这个对法律适用范围的“缩小性”解释，因为渉及到公民权利边界的界定，早已不在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权限之中。单只说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前㳟而后倨”，即可见其立法立场岀现了微妙的“漂移”。

    无独有偶，另一个国家机关也岀现了相似微妙的“漂移”。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知假买假”受法律保护；对“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部司法解释在国家立法对“知假买假”并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依据国家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作岀“保护知假买假”的规定，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国家立法的尊重。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司法解释立场在2017年也发生了微妙的“漂移”。是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

    该答复意见先给“知假买假”（小编注：含食品药品）扣了三顶“帽子”：利用惩罚性赔偿“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同时，明确表示“我们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另外，该答复意见还明确表态，最高人民法院将“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食品药品以外的“知假买假”行为。

    两大国家机关对“知假买假”的态度“前恭而后倨”是否有错？小编不敢妄议。因为，在国家立法对“知假买假”并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无论是执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在对待“知假买假”上，其立场不管如何“漂移”，都是可以理解的。
 
    关键是立法机关的立场不能允许“漂移”，包括地方立法机关在内。因为，立法机关的“屁股”不能不“指挥”立法机关的“脑袋”。

    按我国现行宪法制度，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同。前者是法律规范的制定机关，后者是法律规范的适用机关。在立法立场上，他们是不同的。

    法贵正义，法贵公平。在商品交易中，有假不识，消费者必然处于弱势。国家立法制假售假“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使弱者不弱，意在公平，意在正义。

    法贵正义，法贵公平，决定立法机关的“屁股”永远应当坐在弱者一方，永远应当坐在支持打假一方，在这里来不得一丝一毫的“漂移”。非此，何来公平，何来正义！

    国家立法意在“打假”，“屁股”指挥了“脑袋”。地方立法限制“打假”，“屁股”却不能指挥“脑袋”，何也？

    小编不得不再有一问！


 
原文标题：地方立法限制职业打假错在哪里（三）：“屁股”为何不能指挥“脑袋”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小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