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欢迎”也有罪：俄国伊丽莎白女王为何将流放制度推至顶峰

发布时间：2020-06-29 作者：

    俄国的流放体系与澳大利亚的截然不同。最早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欧洲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违法分子，而罪犯“从来都不是西伯利亚的主力军，虽然那里的罪犯和流放人员数量比澳大利亚多得多”。


 

俄国的流放体系与澳大利亚的截然不同。

最早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欧洲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违法分子，而罪犯“从来都不是西伯利亚的主力军，虽然那里的罪犯和流放人员数量比澳大利亚多得多”。

此外，澳大利亚作为流放地只有80年（1788～1868），总计接收了15.5万名流放犯，与300年来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人相比微乎其微。

1648年，在沙皇亚历克西斯（Tsar Alexis）统治时期，流放首次出现在俄国法律中。但当时，流放本身尚不是刑罚，而只是一种将已接受刑罚的罪犯逐出文明社会的手段。

俄国刑法中充斥着各种残酷的肉刑，例如鞭笞、灼烙、断肢、割舌等等。其中最可怕的大约要算“用钩子穿过两根肋骨，把人吊在半空，直到其缓慢而痛苦地死去”。

17世纪末，上述很多惩罚被放逐取代。

放逐甚至被用于惩罚算命、职业拳击、持缰策马、意外失火等微小过错。至于吸鼻烟的人，则要先被扯掉鼻隔膜然后再放逐。

流放在俄国起初是被当作肉刑的补充惩罚，最终演变成了在亚极带西伯利亚拓展殖民地、开荒务农的手段。

但那些被迫长途跋涉的人鲜有种田的技术或意愿，且即便他们愿意，自然条件也并不适宜。

随着采矿业的发展，强制劳动取代了长期监禁，适用流放的罪行也不断增加。

为了获得重劳力，俄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在1743年废除了死刑，并将流放制度推至顶峰。

大批普通罪犯以及成千上万因放高利贷、算命、欠债、淫荡、酗酒、殴打妻子、非法砍伐树木、过失放火、佯装行乞等新增罪行被判流放的农奴被送往矿区。

根据有些记录，约1/3的流放犯被就地释放安置，1/7的人做苦役，其余的被判刑期不等的监禁或流放。

这些人中有近1/5的人甚至没有犯任何罪，只不过是在以前的居住地“不受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被推定有罪，且无任何上诉的胜算，因为将他们送上流放之路的正是自己的乡邻。

进入19世纪，俄国平均每年都会新增2000名流放犯，到19世纪末，这个数字增加到每年1.9万。

超过10％的流放犯会死在从俄国皇权核心区到他们最终目的地近800公里的艰苦旅途中。

一旦抵达遍布西伯利亚的各个流放点，他们就将面临下一个挑战：残暴的典狱长、可怜的食物、疾病、永不消散的恶臭，以及无时不在的皮鞭威胁。

历史学家本森·博布里克（Benson Bobrick）将俄国流放者划分成若干类，包括苦役犯、单纯被判放逐的人，以及那些自愿跟随前来者——通常是前者的家属。

苦役犯和被放逐的人要被流放终身。他们通常被打了烙印以便识别，头发也依各自的身份被剃成古怪的式样——右侧长，左侧短。

这两类人被沉重的脚镣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早年，男性罪犯的脸颊或额头上要用烧红的烙铁烙上代表其罪行的字母。

比如，“K”表示“KAT”或 katorzhnik（苦役犯），“B”代表“ brodyaga”（流浪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方式发生了变化，很多肉刑，包括烙面，都被鞭刑取代。

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紧随欧洲其他国家的步伐开启了“开明的”刑罚改革，除鞭打外的大部分酷刑都成了中世纪的遗物。

尽管如此，迟至1873年，罪犯仍会被锁在手推车上长达3年，而行刑手在执行鞭刑时仍要从若干个角度下鞭，以便打出“星星的形状”。

尽管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发生了很多变化，但皮鞭的地位依旧不可动摇。

监狱改革虽在进行，新入狱和初到监禁地的罪犯却仍免不了一顿鞭打。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死屋手记》（The House of the Dead，1862年）中描述了自己在西伯利亚营地的经历：

“被判处500、1000甚至1500鞭的，通常一次执行；但如果被判处2000或3000鞭，就会分两次甚至三次执行。行刑者会留出时间让罪犯的背伤愈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抱怨伙食遭鞭打，他记得那痛楚“像火在灼烧，后背像被放在最炽热的烈焰上炙烤”。

对于有经济能力的罪犯而言，贿赂行刑手以求鞭下留情绝对值得。

俄国革命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也提到被罚100鞭，“与在欧洲监狱里被罚关一周禁闭同样稀松平常”。

克鲁泡特金对监狱的兴趣始于他作为一名年轻官员时被选中调查刑罚体系，那段经历困扰了他整整一生，令他最终转变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杰出理论家。

原文标题：“不受欢迎”也有罪：俄国伊丽莎白女王为何将流放制度推至顶峰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