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利策新闻大奖”的获得者为何走上不归路？

发布时间：2017-09-25 作者：赖香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其著作《关于电视中》曾说道：“社会新闻，这向来是追求轰动效应的传媒追求的东西……惨剧和罪行总是能畅销。”

    而在种种惨剧与罪行中，受难的身体常成为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也因此一系列的伦理问题皆围绕着新闻图片。信息时代的今天，更是一个“读图时代”。

    新闻摄影在新闻领域的各个要素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传统伦理道德以及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下，新闻摄影与伦理道德频发冲突，争议四起，孰对孰非，莫衷一是。

    1993年3月26日，美国著名权威大报《纽约时报》首家刊登了一幅名为《饥饿的苏丹》的照片，接着其他媒体很快将其传遍世界，并在各国社会中激起强烈反响。

    照片中，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就在不远处，蹲着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个黑乎乎、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美餐”。

    这张动物等待猎食人类的画面震撼了世人。人们纷纷打听小女孩的下落，遗憾的是卡特也不知道。他以新闻专业者的角度迅速按下快门然后赶走兀鹰，看着小女孩慢慢离去。 

    1994年，此幅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大奖，照片的作者凯文·卡特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荣誉。同时，争议和批评的声音也汹涌而至，将他推上风口浪尖。

    那张照片传遍世界后，人们在寄予非洲人民巨大的同情的同时，更加关注那个小女孩的命运。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询问小女孩最后是否得救。

    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甚至有《纽约时报》的读者评论称他为“在场的另一只秃鹰”。就连凯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该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

    后来，他曾对人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

    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公众与自己内心的道德困惑和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凯文·卡特在获得大奖仅3个月后即走上不归之路。

    其实，《饥饿的苏丹》的这则报道并非个案，曾经还有许多摄影记者陷入道德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两难困境。

    2005年5月10日，新华网上登出的一组图片新闻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发生在厦门大雨中的一幕，记者忠实地记录了一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路上的水坑而摔倒的全过程。

    这组照片的作者是福建某报的记者，事件发生在5月9日的厦门街头，图片10日首发在福建某报。随即在网上被广泛转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很多网民认为记者不就路上有坑提醒路人，而是守株待兔看着路人落难的做法应受谴责。

    “照片拍得倒是精彩，可拍照的人太缺德。明知有坑不设路障，却满怀信心地等着人栽跟头”“记者肯定知道会出事，就在一边看着，鄙视”。

    也不少读者对这组图片赞扬有加。一位读者这样写道：“记者的职责是发现新闻，而新闻者，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也。该记者在雨天上街，并非闲逛，更不是躲在家里看青春偶像剧，而是忠于职守，为的是给群众真正办点实事。我们佩服他的敬业精神，因为他细心，他观察，他把群众的利益时刻挂在心上，正是有了这些观察和积累，记者才能给我们拍出这么生动的照片。在此，向记者致敬。”

    对于“守株待兔”的指责，拍摄这组照片的记者柳涛觉得有些委屈。他说：“摄影记者这个职业有时候的确很残酷。当时狂风暴雨，我在那里坚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等到那个场面。如果没等到，我根本不能用照片说明那里有个水坑。拍不到那个坑，有关单位或许不够重视，今天就不会填补那个坑，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在雨中摔跤。”

    关键时刻，记者传达新闻的义务和公德心应如何取舍？有没有较好的平衡点？从事新闻职业道德及伦理研究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认为两者很难取舍。

    “因为公众对正常发生的事情一般不太感兴趣。如果只拍一个坑，很难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很危险，要引起公众的阅读欲和重视程度，就需要一些冲击力强的照片。冲击力的照片怎么得来？首先不能摆拍，但等待新闻事件发生又损坏了公众心目中记者的职业形象，平衡点很难掌握。”

    即便如此，好的新闻摄影作品往往就能在进退之间找到新闻义务与道德的平衡点。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巨大海啸，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家损失惨重，遇难者总人数近30万。当时，各类照片在网络上不断流传，在一些论坛的网页上，甚至出现了用推土机、铲车起吊或掩埋成堆尸体的悲惨画面，让人惨不忍睹。

    然而，在次年举办的第48届荷赛中，由路透社印度摄影师Arko Datta拍摄并选送的参赛作品《海啸》却荣获年度最佳新闻照片。虽然画面上只有一位伏地痛哭的妇女和一只遇难者的胳膊，却深刻、形象地反映了灾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苦难，照片深深地打动了比赛评委，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荷赛评选委员会主席称这张照片是“ 一张带有摄影者震撼视点的真实新闻照片”。在他看来，相较论坛网页上流传的那些用推土机、铲车起吊或掩埋成堆尸体的悲惨画面，这幅获奖照片更能打动人心。

    《南方周末》图片总监李楠曾在其撰文《我看汶川大地震的摄影报道》中提出，图片编辑应选择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的新闻图片，这些图片应该以庄严和克制方式表达灾难与伤痛。新闻摄影并不是场面“越悲惨越感人”，而是要求新闻摄影作者根据新闻摄影的基本要求，选择最恰当和最可行的画面来表现新闻的真实性。这其中不仅蕴藏着新闻摄影技术、角度等基本常识，还蕴藏着更深层次的新闻摄影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

    在一次采访中，以《枪毙越共》的摄影作品嬴得1969年荷赛和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摄影记者爱迪·亚当斯谈起他在采访越南战争中一幅没有拍下的照片。

    当时，亚当斯是美联社驻越南的战地摄影记者。 “在一次随军采访中，子弹在头顶飞舞，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周围都是死伤的士兵。

    我突然看到离我5英尺远一位年仅18岁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娃娃脸上充满了我从未见过的恐惧。我拿起相机，试图拍照，我最少试了三次，但最终也未能按下快门。

    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也像那个孩子一样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我的脸上看上去也一定象那张我原想将它告诉给全世界的孩子脸一样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我们的脸都形象地表达了战争的恐怖，但我一直认为没有拍下那张照片是对的。”

    进退之间，这位记者选择了“退”，我们可能因此错失了一个好的作品，不过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却是摄影记者们值得思考和学习的。

    美国国家新闻摄影师协会在其道德规范第四条中，就对待所有对象以尊重和尊严做出了相关规定：给予易受攻击的对象适当的体谅，同情犯罪或灾难受害人，仅当公众有压倒一切的合理知晓需要时，才能在私人的不幸时刻闯入。

    小编在想，新闻摄影由于直观、形象等诸多特性，承担着重大事件、日常生活和灾难性题材等方面的报道，触及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但是，由于新闻摄影这一特殊活动，在日常工作中常因作者的地位、学识、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所产生的社会反响也大相径庭。

    因此，在日常新闻摄影工作中，一名合格的新闻摄影作者还时刻面临着职业操守的考验。这就需要新闻摄影工作者更多地提升自己，在进退之间找到新闻义务与社会公德之间的平衡点。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赖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