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垄断的病根在朝廷

发布时间：2015-01-12 作者：

    因为垄断，必然会产生腐败和低效，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引盐制”已经难以为继了，盐商既要向皇帝和朝中大臣贡献，又要向管盐务的官员行贿，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多个环节层层加码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所购买的食盐价高质差——许多食盐被盐商掺入泥沙充数。于是物美价廉的私盐盛行。



    如果要找一个最能体现明清两代乃至中国两千余年帝制时代政商关系的行当，我以为非盐商莫属。

    自汉武帝为讨伐匈奴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以来，食盐买卖就一直在官府的强力控制之下，盐税也成为历朝历代朝廷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尽管汉昭帝时代的“盐铁会议”上，主张盐铁自由经营的“贤良文学”派强调“不与民争利”得到了许多士人的赞同，朝廷做了部分让步如取消了酒类专卖，部分放松盐类专营。但在唐代“安史之乱”后，食盐专卖再一次得到强化。原因无他，在农耕时代，食盐是消费者最多、最能体现流通性、利润最大的商品。谁来当皇帝，也不会轻易撒手。

    电视连续剧《大清盐商》形象地演绎出食盐专卖时代畸形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说白了，就是在权力垄断食盐经营的格局下，皇帝、官员和商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博弈。这场利益博弈，没有公平的法律和中立的裁决者，参与其中的运动员——皇帝成了裁判员。

    《大清盐商》所讲的故事应取材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两淮盐引案”，电视剧的编导者将其放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其寓意或许如电视剧开始的旁白所介绍的全球时代背景有关。这一年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的代表联合签署了《独立宣言》，此前一年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第一枪。独立战争爆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英国国王不断在殖民地增加新的税种，包括让殖民地居民不堪忍受的“最后一根稻草”——茶叶税。《独立宣言》中专门就此控诉英国国王的罪行：“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For imposing Taxes on us without our Consent）。

    英国国王在北美殖民地的税入对其政权的重要性远不如清代朝廷在扬州的盐税收入。电视剧所反映的乾隆年间，朝廷在扬州一地所收的盐税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那么皇帝对扬州这个“聚宝盆”的重视可想而知。当然，他统治下的子民也不可能有“无代表不纳税”的意识。

    乾隆年间朝廷的食盐管理是官督商办的特许经营制度——即引盐制。简而言之，就是朝廷遴选一些他们认为资质不错的盐商做总商，给他们指定购盐的盐场、划定销售的区域、分配购销的额度。盐商只有拿到官府根据配额颁给的券（即盐引）才能购得食盐。商人从官府那里获得盐引时缴纳的费用即是朝廷的税收。由此可见，这是一种产供销完全由官府严密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由政府权力垄断的买卖，几乎完全排斥了自由竞争。再有能耐的民间商人，如果官府不给他入场资格，他有再多的资本也难以涉足食盐买卖，除非走私。而一旦获得了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盐商躺着就能把钱挣了，想不发财都难——盐商的奢靡和扬州的繁华皆因此而来。

    凡有垄断则必会滋生腐败，这是一条铁律。清代的盐政便是如此。

    “两淮盐引案”爆发的原因，史实与《大清盐商》所表现的稍有不同。电视剧中的乾隆帝知道扬州库里有历年预提盐引积攒的银两1090万两，因要支付大小金川之战的军饷准备动用这批“小金库”里的银子。前任两淮盐政大人尹如海知道这批银子只是一个数字，早就被官商勾结瓜分了，因此在觐见皇帝前自杀。皇帝再派旗人出身、胆气过人、手段强硬的阿克占为新任两淮盐政，来追查这笔巨款。

    而真实的历史是：新任盐政大人尤拔世初到扬州即向盐商索贿，朝中有过硬靠山的盐商没有满足他要求。气恼异常的他便上书乾隆帝，奏报前任盐政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预提盐引27万余两，精明的乾隆帝记不起曾有一笔这样的巨款，命户部翻账本，也没有这笔钱入账。于是他下旨让江苏巡抚彰保会同尤拔世彻查这事。案件并不复杂，很快查清楚了：二十余年来历任盐政和盐运使预提盐引获得的收入累计1090万两，不入国库，皇帝和户部竟然不知情——乾隆帝的震怒可想而知，皇帝的小舅子高恒、纪晓岚的姻亲卢见曾受到了严惩。近年来频频活跃在荧屏上的纪晓岚也因通风报信被流放新疆。

    所谓“预提盐引”，就是盐政衙门以人口增长需要食盐量增加等各种理由，从下一年的计划中预提盐引卖给本年度配额用完的盐商，而到了下一年呢，又再向下一年预提，如果年年滚动下去。有点像现在某些学校的“计划外招生”——家长掏一笔钱让不够分数的孩子进入该校。这些计划外收入成了盐官的小金库。

    《大清盐商》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倪大红饰演乾隆皇帝、张嘉译饰演总商之首汪朝宗（以清代扬州盐商江春为原型）、张志坚饰演盐政大人阿克占，三人以精彩的演出将皇帝、官员、商人三角关系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理论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垄断食盐的收益当然要由皇帝来支配。然而皇帝毕竟只是一个人，他必须委托官员代行其事，他给官员的薪水和养廉银是官员替皇帝办事的收益，当然他对官员要求是廉洁奉公。而对商人来说，皇家给他们的特许经营权让他们发财，他们除了交税外，报效皇帝也是一种应尽的责任。因此乾隆下江南这些盐商出手为接驾出手大方。而对具体管理盐务的官员来说，被盐商包围，又掌握审批大权，除了极少数能做到自律的官员，其他的贪污腐败几乎是必然的。而盐商既不能得罪盐务官员又不愿受他们贪得无厌的勒索，希望在朝中找一座更大的靠山。乾隆帝最终严惩了贪墨的盐务官员，却赦免了伙同作案的大盐商，应该是基于对三者利益关系的分析——官员贪得太厉害，等于挖皇帝的墙脚过了他的容忍度。而盐商得留下来继续为他生财，再说他们被官员控制也是情有可原。

    而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盐场的工人——盐丁、各省买盐的消费者们的利益则变得无足轻重。

    “两淮盐引案”的结果是皇帝大获全胜，从此以后这类预提盐引的计划外收入都由皇帝掌控，大部分进了内务府成为皇帝“小金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的“小金库”吞了盐政官员的“小金库”。垄断的格局并没有得到改变。只要垄断存在，皇帝派多少钦差、杀多少贪官都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只会上演着杀一批贪官，然后再成长一批贪官的循环。《大清盐商》中管理盐务的有两个容易被人弄混淆的官职——盐运使和称为“盐政老爷”的巡盐御史，二者的设置就很能说明问题。两淮盐运使是朝廷任命、向户部负责的三品官，驻在扬州管理两淮地区的食盐生产、销售。因为油水太大，朝廷又派一个纪检监察官员——巡盐御史（《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做过这个官）来监督盐运使和各盐场的官吏，本无管理生产经营之权。但在中国这种能对官员产生威慑力的权力一定会产生变异，未久巡盐御史即盐政大人成了盐运使的上级，猫和老鼠合流，协同一心上瞒皇帝下索盐商——正如黄宗羲所言：“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二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没有制度上的突破，只能叠床架屋增加人员和机构。

    因为垄断，必然会产生腐败和低效，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引盐制”已经难以为继了，盐商既要向皇帝和朝中大臣贡献，又要向管盐务的官员行贿，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多个环节层层加码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所购买的食盐价高质差——许多食盐被盐商掺入泥沙充数。于是物美价廉的私盐盛行。到了后来，官盐滞销，清廷的盐税收入年年递减。道光帝起用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盐政改革，改垄断的“引盐制”为竞争的“票盐制”，取消盐业经营的准入门槛，盐引的审批大权作废了——当初商人办理盐业要经过十几道环节，每盖一个公章都需要打点。普通商人只要到衙门报备就可进行盐业经营，官府只维护经营秩序和监督食盐的质量——很快，清代的盐业又兴旺起来了。



原文标题：十年砍柴：垄断的病根在朝廷
          ——从《大清盐商》看中国古代政商关系

资料来源：腾讯《大家》

（立法网  赵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