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中国人自古就崇拜“上帝”

发布时间：2014-02-09 作者：

    说起“上帝”一词，人们会立即联想到西方基督教至上神的概念。殊不知，“上帝”，乃中国古代本土宗教传统中重要的指称至上神的概念。中国人对至上神有自己的认识。中国的至上神，在商朝殷墟甲骨文中称为“帝”或“上帝”，象形文字意为柴堆上的牺牲。



    中国人对至上神有自己的认识。中国的至上神，在商朝殷墟甲骨文中称为“帝”或“上帝”，象形文字意为柴堆上的牺牲（如下图）。

 

（图注：左边文字为“帝”字的甲骨文写法。
右边文字为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研究会理事崔林春写郭沫若诗：“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读者可从此书法中更明确“帝”字写法。）

    在周朝的《尚书》、《诗经》、《逸周书》等典籍中，称之为“天”、“帝”、“上帝”，或者把“天”与“上帝”合在一起，称之为“皇天上帝”或“昊天上帝”。中国史书，从《史记》、《汉书》到《明史》、《清史》二十五史，对至上神的指称延续了商朝、周朝的传统，多称为“天”、“上帝”或“昊天上帝”。

    周王朝的治国理念是“敬天保民”，敬拜上天（上帝），保卫人民。《左传·成公十三年》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之大事，就在祭祀和军事。

    “敬天”（敬拜上帝）是所有祭祀中最高规格的祭祀。中国二十五史告诉我们，从秦汉到明清，历朝历代，绝大多数君王每年举行隆重上帝祭祀。如果你去北京天坛的祈年殿，你会看见这里祭祀的至高神的牌位就是“皇天上帝”。中国几千年君王史中，每一位君王都毕恭毕敬地祭祀皇天上帝。从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开始，君王敬拜上帝的传统在中国延绵不绝，直到满清王朝结束为止。

    宇宙万物是被至高的力量所创造的，这创世之力量是能动的，会回应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认识，在世界各主要文明普遍存在，在此认知之上，形成了人类有至上神崇拜的诸多宗教传统。对创世的本原力量的崇拜是普遍的，中国人也不例外。

    上帝是中国本土宗教的概念，是中国的至上神，上帝崇拜是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国人自古就崇拜上帝。这样的说法，对熟悉中国上古史的考古学家和学者来说是专业常识，但这专业中的常识却没有成为公众的普遍认识。多数人会认为，中国老百姓并没有拜上帝的传统。其实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君王朝廷就垄断了上帝崇拜，只准君王拜上帝，不准百姓拜上帝。君王是上天之元子，站立在上帝与百姓之间，作为百姓与上帝的通道，以上帝在人间唯一代表的身份面对民众，奉天承运，代表上天治理天下百姓，中国百姓只能崇拜天子，不能崇拜上帝。

    西汉人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在《说苑》一书中说：“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天子祀上帝，只有天子可以祭祀上帝。公侯们可以祭祀百神，祭祀各种自然神及祖先神。从卿以下，就只能祭祀自己家族的祖先。今天多数中国人，没有祭祀上帝和祭祀天地山川河流自然神的习惯，但仍然保留了祭祀祖先的习惯。每年清明节，祭祖队伍浩浩荡荡，烧香磕头，以期告慰先祖之灵。历史的流变中，天子没有了，“天子祀上帝”的传统中断了。“公侯”没有了，“公侯祀百神”的传统也中断了。惟“卿以下不过其族”的祭祀传统，被中国的老百姓继承了下来。

    唐朝时期，基督教景教进入中国，因用佛教概念翻译《圣经》内容，景教被视为佛教一支，以后二百多年逐渐消失。

    明朝末年，耶稣会士利玛窦等再次将基督教传入中国。耶稣会士用中国儒家经典的概念来翻译《圣经》。在翻译《圣经》中唯一至高神时，用了中国经典本有的“上帝”和“天主”概念，“上帝”和“天主”这两个中国本土宗教概念由此进入中文基督教世界。以后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在公众认识上，“上帝”和“天主”已基本成为基督教特有概念。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坚持用“上帝”来对应翻译《圣经》中的至上神，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本土“上帝”概念的内涵与《圣经》中至上神的内涵一致。不仅耶稣会士持这种看法，中国研究甲骨文的董作宾、胡厚宣、陈梦家、郭沫若等学者经过比较殷商甲骨文中上帝与犹太人的至上神时，也认为两者内涵相同。

    董作宾将殷商上帝权能总结为五种：降风雨，降饥馑，降福佑，降吉祥，降灾祸。

    胡厚宣认为殷商甲骨文中，上帝控制风雨雷电等八种自然气象。

    陈梦家先生则把殷人上帝的权能总结为决定雨风雷电祸福成败等十六种。

    上帝是殷商崇拜的至上神，上帝是大自然和人类的主宰，决定着自然和人事变化，决定人生祸福。信仰和祭祀上帝，方保平安吉祥。

    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说：“殷人的至上神……与以色列民族的神是完全一致的。”上帝不仅启示过犹太人，也启示过中国人。

    不同的是，犹太人细致完整地记录了上帝的启示，而中国人留下的记录则是零碎的、片断、分散的，如同闪光的珠宝深埋在泥土之中。或者正如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Pascal,1623-1662）所说：“它们的见证人都被人杀掉了。”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感叹：“盖昭事上帝之学，久已陵夷！”中国原有敬奉上帝之学问，但很长时间以来，破坏衰落了。

    “天人分离”带来的焦虑，形成了中国思想界“天人合一”的思考母题。秦统一中国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国学术界似乎都知道至高的学术研究应当指向“究天人之际”，也似乎明白最高的精神追求就是“天人合一”，但事实上，但自董仲舒之后，中国学界很少再关注和研究“上帝”（天），学者们在“天人之际”很少再有新的洞见。孔子虔诚信仰“天”，同时“敬鬼神而远之”，已表现出向至上神“天”发展的精神取向。董仲舒以“天”为中心建立“天”崇拜政治哲学，至上神崇拜思想已非常清晰。但这以后，思想家们没有沿着孔子、董仲舒的“天崇拜”宗教精神继续上升。历朝历代，君王们一如继往地继续着上帝祭祀，官僚们一如继往跟着君王继续举行礼法规定的上帝祭祀仪式。历次郊祭（祭皇天上帝的礼仪）之中，献给上帝的颂诗仍在歌唱，祭神的鼓乐仍在奏响，但是正如利玛窦所说，“昭事上帝”的学问其实没有持续发展，而是处于衰退中。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客观之“道”的概念上升太高，使人们认为只能求助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因为中国人过于自强不息自以为是？是因为上帝任由骄傲之魔猖狂一时？是因为上帝对东方心灵结构的演化别有安排？

    阅读中国经史，寻找上帝信息，中国的上帝祭祀现象总让人迷惑。虽然“昭事上帝”的学问大概在董仲舒以后就基本停息了，不再有新的突破，但是，“昭事上帝”的仪式仍在顽强地延续，从殷商一直延续到满清王朝结束，脉落清清楚楚，几千来没有根本终断。满清王朝终结后，“昭事上帝”的礼仪才消失许久后，到公元2000年，才以祖先配祭上天的仪式，又改头换面悄然出现在经过几十年无神论洪水冲击之北京——北京中华世纪坛。

    从殷商到满清结束，在三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宗教的演化表现出多元共生的特点。传统的上帝崇拜及祖先崇拜绵延不绝地保存了下来，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生于中国大地，中国人的宗教精神世界变得愈来愈多元繁杂。家庭、家族祠堂成为敬拜祖先的场所，佛寺成为礼拜诸佛的场所，道观成为礼拜诸仙的场所，基督教堂成为敬拜上帝的场所，伊斯兰清真寺成为敬拜真主的场所。传统的上帝崇拜（天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则成为朝廷被君王朝廷垄断的国家宗教，由朝廷组织祭祀。

    “上帝”崇拜（天崇拜），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君王朝廷的宗教传统，在政治上属于中国最高的宗教，也是中国宗教传统中最具公共宗教性的宗教。天子垄断了上帝（天）崇拜，其他宗教皆没有取得与上帝崇拜同等重要的政治地位。

    本书对中国典籍中的“上帝”进行整理，并以此视角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一次特别角度的分析，这在中国思想史分析中可能还是第一次。

    如果要问，为什么要去寻找上帝在中国的痕迹呢？回答很简单，受到了启示。人类对创造和运行宇宙万物的至高力量的感悟是普世的，上帝是普世的，上帝一定在中国精神史上留下了痕迹，我们有责任去找寻出来。这对我自己，对我们的共同未来，都有重要意义。

    敲门者，门会开。寻找者，会找到。



原文来源：腾迅·大家

(立法网  小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