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邪术：利己主义伪科学的前世今生

发布时间：2013-10-18 作者：

    2005年9月，网上爆出，南京大学开班讲授建筑风水课，并在国内开展“建筑风水文化师”的职业认证。这一新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引发了文化界与教育界激烈的争论。无独有偶，2009年，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城建学院的马威老师开设了“建筑与风水”选修课。后来，因为争议较大，这门选修课被迫停课。



    近几年，风水几乎成了显学，一个又一个大师粉墨登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看风水甚至被拔到了弘扬传统文化的高度。中国人对风水的理解越来越极端，各种分支领域和无厘头理论竞相出现：面部风水学称脸上的毛孔是气体的流入口，一旦毛孔被堵，运气也会被堵住；家居风水学称婚床摆放位置决定了新婚夫妇两性关系是否和谐……这些稀奇古怪的风水理论，展现出国人的迷信与无知，也体现出缺乏规则的大环境下人们的无奈。今天，风水的内涵早已不同于往日，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风水是一门伪科学。

“风水”观念源于宋代巫术绝非古已有之

    1 风水术起源于宋代葬地选择败坏社会风俗

    “风水”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葬书》中，该书作者据称为晋代的郭璞，但据《四库提要》考证，唐以前的文献中，并没有以选择葬地为内容的“风水”概念，风水之术实际上是宋代才兴起的，《葬书》也是宋代的著作。《葬书·内篇》中解释了什么叫“风水”：埋葬死者是为了借葬地下使万物旺盛生长的气，以此保佑死者留下的子女（“气感而应，鬼福及人”）。这股使万物旺盛生长的地气，遇到“风”就会被吹散，遇到“水”就会停止，古人聚住使他不散，留住使它不走，所以叫做“风水”。

    “风水”一词虽然在宋代之前便已存在，但完全与选择葬地无关，《黄帝内经》出现过“风水”一词，指的是一种浮肿病，这与宋代之后的“风水”概念完全不同。今天的风水支持者往往诡称“风水”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文化，其实是在混淆是非。

    “风水”的概念演变至今，往往使人们误以为风水和堪舆术是一个概念，其实二者根本不同。堪舆术与住宅吉凶术都是占卜术，前者的义理基于阴阳五行，后者则基于易经八卦，均与风水无关。唐代的吕才在《叙葬书》中指出，古人依据《孝经》安葬父母，是因为父母一生都在关爱子女，所以需要安排一个地方，使子孙能够永久的感念和追思，但由于城镇和水土变迁难以预料，所以采取求问于龟卜筮草，免除后来的麻烦，这完全是出于全面而审慎地对待葬礼，并没有吉凶方面的含义，据此，吕才批判了唐朝流行的阴阳观念，指出巫师为了钱财胡说八道，以至于“葬书”这类妖妄之说盛行。吕才在《叙葬书》中严厉的批判了所谓的富贵贫贱以及官位品级是由祖先坟茔决定的观念。

    吕才严厉批评的这种葬书观念成为宋以后“风水”术的先声，本质上都是虚妄的邪术，甚至与占卜都毫无关系，这种观念是在巫师的推波助澜下才得以盛行的，结果严重败坏了社会风俗，违背了圣人之道。

    2 风水盛行基础：社会上升困难国民缺乏制度性保障

    “风水”为什么在宋朝大规模兴起？这需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去考量：

    第一，“天命”观念盛行，个人缺乏上升渠道。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念使中国人相信人的“命”早已注定，只能顺应而无法改变，但“风水”称“人能虚心凝神，与天地之机偕作，则造化在吾掌握中矣。”只要选择好的葬地就可以改变命运，人们何乐不为呢？

    第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地位缺乏制度性保障。宋朝时期中国商品经济高度繁荣，费正清、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美国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商业革命”，并且出现了基于商业而不是行政的大城市，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对人的行为与价值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宋代之前的婚姻以门第为重，然而宋代人的婚姻以资财为重，门第反而降为次要。商品经济促使社会流动加速，个人的财富和政治地位时常变迁，在缺乏制度性保障的前提下，个人成为社会中的浮萍，为此迫不及待地要寻找一种能使自己灵魂感到慰藉的观念，而葬术这种在唐代便已开始流传的邪术很好的适应了宋代人的需求，于是促成了《葬书》和“风水”观念的形成及盛行。

    “风水”观念形成后受到广泛推崇，上至皇家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狂热推崇这种邪术。皇室相信风水，是为保江山永固，士人笃信风水，是为了富贵名利，在皇权和士大夫阶层的推动下，风水在民间疯狂传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三，与传统中国的二元宗教文化有关。古代中国有两种宗教，一种是统治集团掌控的制度性宗教；另一种是民间主导的分散性宗教。制度性宗教与政权紧密结合，远离世俗社会；分散性宗教则散见于民间生活中。由于风水一开始就与民间分散性宗教紧密结合，所以它的概念和外延一直处于模糊状态。这种与民间分散性宗教相结合且难分难解的本性，决定了它的持久生命力。

谋利于死者自私的风水诞生后就受到批判

    1 死者家属谋功名风水术士图钱财

    中国最初的葬地选择，是出去对死去亲人的尊重和后人纪念的考虑，经过审慎的思考而进行的的抉择，而唐朝开始，葬地的选择开始变得功利，到了宋代之后，葬地的选择变成了单纯为活人的利益着想，所以，“风水”从一开始就有着极强的功利性烙印。死者的家属想通过风水选择葬地，为自己谋福利，而风水先生想通过看风水谋得资财。无论从死者家属的角度看，还是从风水先生的角度看，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现实利益，即谋利于死者。风水先生与死者家属在心理上与行为上，有着相同的逻辑。

    《葬书》问世以后很快被各类选葬地的术士奉为圭臬，并以此推演出几十种版本，以至于后来形成了一百多种流派。这些风水流派对丧葬时间的选择、葬地的距离、葬礼的形式，甚至葬品的配置等问题都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规定。有些葬法可以保证死者后人加官进爵；有些葬法可以保证死者后人财源滚滚。这些学说配合风水术士的演绎，将风水带来的实际利益说得天花乱坠，以骗取钱财。这些理论自古就为士大夫所不耻。

    2 风水无关祸福宋代学者严厉批驳

    风水之术兴起以后，北宋士大夫阶层中便有人开始批驳。张载认为，风水全无义理，选择葬地的优劣，为的是死者的安宁，但不是为了生者的祸福。程颐在《葬说》中同意张载的观点，并指出，风水让当世人不考虑如何奉先人，只谋求后人福利，这不应是孝子安排葬事的用心。南宋张九成认为，风水违背了圣人的教导，讲风水的都是不孝子孙。即便有青龙白虎之神，也不会保佑这些不孝之子孙。

    有些学者则用自身实例对此加以批判。司马光在《论葬》中指出，父亲去世时，族人迷信风水，为了便于下葬，他的兄长买通风水师，按自己的要求治葬事。后来，他兄弟二人照样位居高官，也都很长寿。程颐也提出过类似的反例，批判当世人对风水的迷信。他在《葬说》中指出，社会上流行的术数书籍中，风水书最不可信。他的祖父下葬时，族人都要求看风水，但他与兄长坚决反对，最后简葬。到他写《葬说》时，家族人口已经增加了数倍。

    这些批判风水的学者们一个共同的观点是，吉凶祸福要靠自己，与风水无关。无论是司马光的《论葬》还是程颐的《葬说》都表达的这个观点，其他学者如张载、张栻、张九成、罗大经等在各自的文章中也都指出了这一点。这一点并没有随着王朝更替而改变，到明清时期依然为士大夫所坚守。明朝思想家吕坤在《四礼疑》中借同一墓地的后人命运不同来批判风水，甚至指出《葬书》祸害太大，理应烧掉。清代学者柴绍炳著《原葬论》，批判迷信风水的人借亲人的遗体谋利的丑恶行为。

    3 功利性需求膨胀风水引发社会问题

    从古到今，迷信风水的功利性行为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宋代学者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指出，很多郭璞的信徒为寻求风水宝地，以至于数年不安葬死去的双亲；有些人安葬了亲人后听说葬地不吉，就掘土改葬，甚至改葬三四次；有些人因抢购墓地而吃了官司，后来高额诉讼费让其荡尽家产；有的家庭兄弟数人，因为各房风水不同，对葬地选择也不同，以至于争斗起来，最后兄弟成陌路。

    当代因风水也频频上演这类社会问题。2005年8月，重庆永川的邱昌明五兄弟，为一块风水墓地与何岱贵兄弟发生了争执，最后酿成冲突，兄弟五人被砍伤住院。今年4月，湖北黄冈的六旬老人段某，为争风水墓地，推倒了同村村民家的墓碑，结果被人打伤。今年7月，江苏邳州的李某与张某为争夺一块风水墓地打了起来，李某用砖击伤张某，后被刑拘。一千年了，历史竟然惊人相似。

从败坏风俗到传统文化公权对风水的异化

    1 风水披上文化外衣向社会各阶层蔓延

    风水最初的含义是聚合地气，外延仅限于葬地选择。由于风水产生于独特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所以它自产生以来就与分散性宗教结合在一起。在偏远的农村，承担看风水任务的多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神婆、神汉或算命先生。此外，各种道教、佛教、儒教的民间支派，也不同程度地与风水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民间文化现象。当制度性宗教控制力衰落时，风水会随着分散的民间性宗教向上层社会转移。一旦与上层权力相结合，风水就会出现异化。

    风水概念的异化，也就意味着为风水范畴的扩大。权力对风水的异化直接表现为，提高了它的文化属性，同时降低了它的巫术属性。所以，当今依附权力的文人学者，很识时务地将风水归为“传统文化”、“东方智慧”，甚至将看风水与“弘扬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当代社会，无论高官、富商，还是明星、名流，相信风水，请人看过风水，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行事的不在少数。这种需求催生了当前这个“大师辈出”的年代。

    风水一开始与民间分散性宗教相结合，所催生的更多是极为粗陋的风水范畴。一旦权力异化了的风水概念与下层社会的风水概念发生碰撞，那么各种五花八门的风水理论就会应运而生。今天我们看到的住宅风水、卫浴风水、厨房风水、卧室风水等，更多是风水范畴扩展的结果。甚至有人将风水与相面、占卜结合，提出了面部风水学。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风水流派已经完全背离了风水最初的内涵，更加像玄之又玄的异端邪术。将所有这些流派都归为风水范畴，实际上并不准确。

    2 把风水归为科学为公费看风水开便门

    把风水拔高为传统文化已属勉强，可是偏偏有人呼吁将它归为科学而搬进课堂。2005年9月，网上爆出，南京大学开班讲授建筑风水课，并在国内开展“建筑风水文化师”的职业认证。这一新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引发了文化界与教育界激烈的争论。无独有偶，2009年，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城建学院的马威老师开设了“建筑与风水”选修课。后来，因为争议较大，这门选修课被迫停课。

    呼吁将风水归为科学范畴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权力支撑。很多政府大型的工程、公共建筑请人看风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经费开支中，看风水的开销多半列为“管理费”、“咨询费”或者“公关费”等。如果将风水归为科学，那么看风水就是遵循科学真理的行为。这必将为各级官员为自己升迁，或为所在单位利益公费看风水开方便之门。归根到底，这是公权扩张带来的直接社会效应。

    在这个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信风水的人是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国际知名人士、退休高官。这让风水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与科学内涵。现实生活中，这种文化内涵与科学内涵在不断被强化。然而，需要强调一点，这里讨论的风水已经是概念异化了的风水，外延远远超出了葬地选择的范畴。尽管外延发生了变化，但这种风水概念仍然是人功利性需求推动的结果。说它是文化也好，说它是科学也罢，归根结底是人们想借此谋取非正当利益。

用制度约束公权力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

    1 风水是邪术当用制度约束公权力推广风水

    发展到今天，风水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几乎任何邪术、巫术、八卦、五行等民间方术都可以与风水扯上关系。针对当前风水概念与外延异化的现象，首要应还原风水最原始的概念。风水是起源去宋朝的葬地选择巫术，在古代中国一直是让人不齿的邪术，难登大雅之堂。因公权渗透而被异化的风水概念和外延理应遭到否弃，那种所谓的文化性必须被弱化。风水就是巫术，也是传统文化的糟粕，在古代就屡遭诟病的异端邪说。所有关于风水的讨论理应回到这个原点上来。

    还原风水的本来面目，更利于揭穿“风水是科学”的小儿把戏。在古代，风水与生态、地理、气象、地形、地貌等学科有过交叉，但对于这些学科并无建设性的贡献，不过是留下了大量玄之又玄的义理罢了。这些学科各自门类的问题都已经有过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无需风水再插足其中以科学外衣示人。对风水科学性的演绎往往是，挂着科学的“羊头”，卖迷信的“狗肉”。剔除风水的科学性，更能让人看清它的本质。

    总之，当代人需要厘清风水的原始概念，取下装点“传统文化”的遮羞布，否弃它不合逻辑的科学性。只有这样做才能合法地限制公权对风水领域的渗透，让政府官僚为自己私利或为公共利益看风水、推崇风水成分迷信行为，而不是弘扬传统文化或提倡科学的行为。上梁得以正，下梁方能不歪。上层建筑的理性观念，有利于下层社会重新认识风水的概念与外延，对风水的理解也会归于理性。

    2 增强社会保障让国民能够追寻幸福免于恐惧

    风水的兴盛源于人们的功利性需求，而这种功利性需求是独特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造成的。可以说，风水是一种“社会病”，既是“物质病”，也是“精神病”。这种“病”让国民心态如此不健康，催生了强大的功利性需求。普通民众更多是因为物质的贫乏而带来的安全感缺失，而上层阶级更多是基于精神的贫乏而追求巫术。普通民众的物质贫乏是相对而言的，更多是制度性漏洞的逻辑结果。然而，上层社会的精神贫乏是二元宗教的社会文化造成的。

    因此，当下需要加大社会保障，构建良性的制度，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个人升迁不再神秘。如此方能让社会流通有依据可循，普通民众才能有安全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民众内心的不安，有最基本的安全感。在这个变革的年代，看不到希望的人往往将希望寄托给神秘的巫术，也就成了迷信风水的社会心理基础。除非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不然普通大众很难有更高的追求，而不过是围绕具体利益熙攘忙碌。

    风水盛行与社会价值也有紧密关系。社会的冷漠，缺乏人文的关怀，很容易让人对人本身，以及对社会失望，而诉诸风水等邪术。一个良性的社会必然是人性得到规约的社会，也必然是人的良知得到彰显的社会。一个充满人性关怀与公民良知的社会，对风水这样的传统文化糟粕不应感兴趣。提倡人文关怀实际上是建立基于一定物质基础的制度性规范，对社会心理进行一定程度的疏导，进而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

    用法律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用制度保障个体都能够追求幸福，并使每个人都能免于幸福被剥夺的恐惧，如此，风水这门伪科学才能从主流社会消失。



原文来源：腾讯文化

（立法网  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