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灵：为什么立法者不能释法？

发布时间：2014-08-12 作者：

    既当立法者又当司法者，其效果就是取消法律，而只剩下了立法者（司法者）的随心所欲。法律如何规定已不重要，案情如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想得到什么结果……



    我国法律规定，立法机关即人大享有最高的法律解释权，称之为立法解释。这种规定有极大缺陷，完全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但法学界似乎并不重视这一问题。

    立法者不能作法律解释，这实际上是取消法律，更是取消法治。当然，在此须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法律解释，不是就法律文本所做的文字说明，而是对法律如何在具体案件中体现作出的解释，主要是运用法律的概念、规则和原则等重述具体案件，以及阐释法律的抽象规则在具体案件中该如何理解。

    探讨原因之前，我们先要明白两条法律的基本原理：

    一、任何法律不经解释无法适用。

    法律一定是抽象的普遍的规则（即使判例法也是如此），而法律的适用是针对具体的特殊的个案。从抽象到具体之间，必然需要解释。因为抽象是对具体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归纳而成，具体事物不经解释总结无法自动体现这种抽象特征。抽象的规则不加解释，无法理解，无法运用，更无法保证法律的统一。

    比如，最重要的概念“人”。那么什么是“人”？什么是“活人”？什么是“死人”？什么是“幼女”？什么是“孕妇”？什么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什么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在个案中加以解释，完全无法适用。

    又比如，什么是故意？什么是过失？什么是寻衅滋事？什么是公共场所？什么是严重？什么是特别严重？什么是明知？什么是应知？什么是自愿？什么是胁迫？

    你可以翻开任何一部法律，找出任何一条规定，都会发现，不经解释，无法理解，当然也无法运用。

    二、法律一经制定，就须普遍遵循，即使立法者也不能例外。

    如果立法者可以置身法外，那其实就只剩下了立法者，而没有了法律，也就是所谓的言出法随，朕即国家。这种不能约束立法者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

    显然，如果你足够敏锐，应该已察觉到了这两条原理可能产生的危险。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但能够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又是与具体情况相联系的经过解释的法律。那么，谁来解释就至关重要了。

    典型的做法是立法应尽量明确以减少歧义，而由法官在个案裁判中解释法律，然后通过上诉程序保证法律的统一。但是，如果将解释权交给立法机构本身，因为最终解释必然是针对个案的解释，须解释某个个案是否适用某条法律，由于人大的解释具有最高权威性，那么解释权实际上就是司法权。立法者同时充当司法者裁判者，也就是说，它在制定规则的同时执行规则。

    在此情况下，法律原本如何规定，怎样进行解释，具体案情如何，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立法者想得到什么结果。

    如果还不能理解的话，假设你主持一场重要的考试，你既是出题者，也是阅卷者，决定谁录取谁不录取，而且你给出的结果就是最终决定，无人能管，无人监督。那么，出什么题，考生考得怎么样已经无所谓了，有所谓的只是你想要什么结果，你肯定会有皇帝般的感觉。

    有人会说，企业尤其是私企的招聘面试不就是这样吗？对！所以没人要求企业面试公开公平公正，也没人要求企业面试要给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除了老板对HR的内部监督外，也没外人能说三道四。因为这是私人签约的过程，企业要不要雇佣谁，完全是意思自治的范畴。就算你面试应答如流，他也可以不给任何理由就不要你。

    但是，法律不同。法律不是私人实现自我意志，而是强加于被统治者的，事关他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这种极为重要的强制性规则，如果允许某个人或某个立法机构随心所欲解释裁判，搓圆捏扁，出入人罪，而操生杀予夺，那是专制君主的暴政，和法律无关，和法治无关。

    有人或许会说，我这是杞人忧天了，因为我国人大释法的情况很少，主要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在议行合一的情况下，人大释法的情况少只是分工不同或者说是忙不过来，而不是对其行权性质做了限制。这且不论，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制度是否符合法治原则。

    首先，目前我国以最高法院为主的大多数”司法解释”并非针对个案，而是依照人大立法的内容，再发布一些抽象的规则。根据前面的第一条原理，用抽象解释抽象，不是真正的司法解释。从抽象规则到具体个案之间仍需要解释。这其实是一种次级立法。并且，我国的法律条文往往不但抽象，而且含糊，不少情况下，“司法解释”不仅是次级立法，甚至可以说就是基本立法。

    这种立法性的解释，仍然无法解决法律的适用问题。于是就有了对“司法解释”的再解释，再再解释，以此类推，最终仍然是法官在裁判中自行其是，最高法院又得发布针对个案的指导或批复。

    其次，如果说“司法解释”难以适用还是个技术问题的话，那至为严重的原则问题就是最高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却行使了立法权，而它对自己所做的立法性”司法解释”享有个案解释权（指导、批复或裁判），即既当立法者又当裁判者。

    前面已论证，既当立法者又当司法者，其效果就是取消法律，而只剩下了立法者（司法者）的随心所欲。法律如何规定已不重要，案情如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想得到什么结果。闻名于世的“500转”就是这种“司法解释”的典型之一。



原文来源：共识网

（立法网  赵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