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信凯：十年之后，谁来养活中国

发布时间：2012-09-05 作者：

   “十年之后，谁来种地？谁来养活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副院长朱信凯教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讲座中谈到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时，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



从“ 民工荒” 到“ 农民荒”
  

    朱信凯说，美国学者布朗曾两次提出“谁来养活中国”。这个问题曾经一度引发决策层的高度警觉，也曾经深深刺痛了我们的自尊心。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挺直腰杆回答，中国人自己来养活自己！谁让我们有这样的底气呢？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农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目前，大量分散的小规模农户，仍然是养活中国的主要力量。

    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传统农业经营户不断衰退。我国现在进城务工人员超过2.4亿。城市化进程，每天都以吞并20个行政村的速度，使农村逐步“萎缩”。如此下去，若干年以后，农村是否会从地理概念、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等方面逐渐消失？中国的自耕农群体是否也会伴之而逐渐破产或消失？目前，农村劳动力供给不仅面临着只剩下妇女、老人、儿童组成的389961部队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缺乏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问题。我们不只出现了“民工荒”，还出现了“农民荒”。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十年之后，谁来种地？谁来养活中国？”

粮食安全仍然堪忧

    朱教授说，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面临严峻的形势，可以用三个平衡概括：脆弱平衡、强制平衡、紧张平衡。所谓脆弱平衡，是保障的资源条件贫乏；强制平衡，是经济社会要素投入大，政府强力主导；紧张平衡，是保障食物及粮食安全的总供给能力不宽裕。本质上讲，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有节余，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近10年，我国粮食供给总量中进口比重越来越大，开始明显突破95%的粮食自给保障线，是粮食安全“弱质三性”加深的重要标志。

    司马迁讲，“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我们虽然创造了粮食生产“八连增”，但仍然不能盲目乐观。应该看到：一方面，这是恢复性增长。因为，自1996年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一万亿斤以来，16年中，超过一万亿斤的有8年。另外8年，低于一万亿斤，处于徘徊状态。二是“八连增”，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亩产量由1996年的596斤，上升到2011年的688斤。三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主要是增加化肥的投入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由1996年的22.85亿亩，增加到2010年的24.10亿亩，只增长0.5%。粮食的播种面积由1996年的16.8亿亩，下降为2011年的16.5亿亩；而化肥的施用量由1996年的3827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5561万吨，增长45.3%。这既增加了成本，又污染了环境，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源头，难以为继。

    根据测算，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的成本增长高于产值的增长，收益率呈下降趋势。稻谷、小麦、玉米的收益率，由1998年的30.6%，下降到2009年的24.3%。大豆，由37.0%下降为22.1%。在各类农产品中，粮食的收益率，又大大低于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经济作物。虽然采取了对粮食的补贴与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其补贴收入仍低于当年总成本增加额与物质费用增加额。这一测算结果，可以有力地澄清和矫正那种认为粮食上涨，就会拉动CPI上涨，甚至引发通货膨胀，进而采取抑制价格政策，损害农民利益的观念。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这种思维必然使粮食生产特别是商品粮生产，陷入产量徘徊局面。

    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已经由出口大国变为进口大国。自2004年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以来，年年大幅增长，2011年达340亿美元，特别是谷物与大豆的进口2010年已经达到580万吨和5479万吨，两项合计6049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0%以上。

饭碗端在谁手里

    朱教授说，我国粮食安全，必须坚持“立足国内生产，实现基本自给”的原则。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中！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也应当是世界上最需要重视粮食安全的国家。如果中国不能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社会繁荣和稳定就无从谈起，甚至连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可能无法保障。

    这两年，中东很多政权被颠覆。我们不去深究其他原因，单看这些国家的“饭碗端在谁手里”，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例如埃及，它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国家粮食自给率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埃及人的主食是大饼和面包，都是小麦面粉做的。2009年以来，它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小麦进口国。在穆巴拉克因为政变下台之前，埃及的小麦自给率低于40%。7500多万人口中，6400多万人的口粮是国家定量配给的。饭碗端在别人手里，社会稳定就端在别人手里！

    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还兼有社会保障的重大意义。农民进城打工，如果工作丢了，可以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有事做，有饭吃，这对社会稳定的意义十分重大。2008年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等于是一种社会保障，否则，大量滞留在城市，会带来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根据目前我国的粮食消费水平和世界粮食贸易规模，我国粮食自给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多消耗世界粮食贸易的两个百分点。如果我国更多地依靠粮食进口，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全球粮食“恐慌”，给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借口。如果大量进口粮食，海运的成本和风险，也是必须要考虑的。立足国内，不仅是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的需要，在经济上计算，也符合成本最小化原则。

粮食安全应是食物安全

   朱信凯认为，在战略的总体规划与设计方面，有必要升华对粮食安全的认识和界定。

    “粮食安全”的英文是Food Security。当时我们翻译过来的时候，还是没吃饱饭的时候，不能多做要求，所以翻译成了粮食安全。实际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Food Security的定义是食物安全，也就是确保人们能够有规律地获得充足、高质量的食物，过上积极、健康的生活。这个定义，显然把全部食物都包括在内了。

    食物安全战略实际上是三个层次的概念：第一，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第二，保障所有食物的有效供给；第三，保障食物的质量安全。第一个层次，是传统意义上的粮食安全战略，只是局限于粮食生产能否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食物所需。第二个层次，仍然与粮食相关，一是肉蛋奶等畜产品，以粮食做饲料，我们要保障这些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二是瓜果蔬菜等产品，是与粮食争地的产品，我们仍然要保障这些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在《规划》里面，国家对粮油糖、肉蛋奶、瓜果菜和水产品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划。第三个层次，是食物的质量安全。当前威胁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食物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从根本上影响了食物安全的内涵。

粮食立法应早日出台

    朱信凱教授说，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粮食立法工作。例如日本，早在战后初期就制定了《粮食管理法》，对粮食批发、零售、加工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这部法律非同小可，在日本大米实现自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的粮食法也在不断修订。

    立法是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主要工作，当前，中国的第一部《粮食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通过。同时，还要深入研究，制定涉及粮食价格保护、粮食储备机制、预测预警体系建设等相关的配套法规，并适时予以修订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