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政府设立弃婴岛 有公权力出尔反尔认可弃婴行为之嫌

发布时间：2013-12-29 作者：

    自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潜移默化，儿童成了“社会包袱”的代名词，这是值得中国社会警醒的大问题。我们今天讲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似乎已经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不能引发更多联想。一个没有花朵般儿童的“祖国”，会有前程似锦的未来吗？



    有媒体报道说：继石家庄之后，近期的西安、南京，以及明年的深圳等地，“婴儿安全岛”陆续投入使用。南京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弃婴岛启用两周来弃婴数量骤增，且几乎都患有疾病，这再次引发了社会舆论对这一人性化举措的质疑。此举是拯救生命的善举，还是会变相鼓励弃婴行为？

    对“弃婴岛”的质疑，涉及到中国对于儿童问题的一个认识误区，就是缺乏甚至根本没有“以儿童为本”的价值理念。如果站在这些重病重残儿童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即使不被父母遗弃，他们又会面临怎样的境遇？中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还有很多家庭因为收入低而经不起家人重病重残的折腾，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父母因为没钱放弃治疗，一条小生命可能就会很快地消逝。所以，“弃婴岛”的存在，对这些家长无力送医救治的重病重残儿童，无疑是一个生命能够得以延续的福音。怎么看待“弃婴岛”？万不可本末倒置：在中国，弃婴现象由来已久，且无法令行禁止，“弃婴岛”只是在从家长身边走向儿童福利机构的途中，给被遗弃的儿童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环境而已。说句大白话，不管怎么说，总比把孩子扔在露天或小树林里强，仅此而已。

    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石家庄儿童福利院在全国首试“婴儿安全岛”，几年来，弃婴的数量并未因此而上升。南京市儿童福利院设“婴儿安全岛”后，有过一段弃婴数量的上升期，但随之很快就归于正常。据分析，弃婴上升是因为有外地农村家长把弃婴送到了南京。其实，他们并不会因南京不设“弃婴岛”就不遗弃婴儿，而是因为南京有条件更好的“弃婴岛”而把婴儿送到了南京。

    然而，有一个问题可能应该说明：“弃婴岛”本身不是问题，但由政府办的儿童福利机构来实施却是个问题。因为刑法规定，弃婴行为应当以遗弃罪进行处罚。政府的儿童福利机构设立“弃婴岛”，甚至包括收养弃婴，就有了公权力出尔反尔“认可弃婴行为”之嫌。因此，在国外，收留弃婴一般不会由政府或政府机构出面，而是由民间组织或者宗教组织实施。

    在讨论“第三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时，我们经常会引用美国学者利维特的一段名言：“以前人们往往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私即公，非公即私。这种划分太粗陋，忽略了一大批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他们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这类组织可称其为‘第三部门’。”法律规定父母不可以遗弃儿童，相关的政府机构必须执行，收养弃婴就成了政府机构做起来“出力不讨好”并且会遭遇公众质疑的事情。然而，对于“遗弃罪”，非政府组织或者宗教组织则可以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病痛冻饿而死吧！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收养了这些被遗弃的孩子。

    自从一年前出了个“袁厉害事件”后，中国政府更是明令民间不准办儿童收养机构，其实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有因噎废食的嫌疑。民间办孤儿弃婴的收养机构，并不意味着一定办不好。但由民间办福利机构，也并不是为了“给国家省钱”。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同样的投入，民间机构说不定会比政府机构办得更有活力。

    中国社会对待儿童问题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把儿童的成长与家长的责任捆绑得太紧。与遗弃儿童相对应的另一端，是有些家长因为种种原因已经不具备“监护人”的能力，此时如果再片面强调家长的责任，甚至强调到他人或社会组织不能介入和干预的地步，也是极不人道的。南京的两个小女孩被活活饿死的事件，从后来的报道看，并不是没有发现女孩的家长失踪。但在这段时间内，鉴于孩子有母亲，便没有他人或社会组织真正出面救助这两个可怜的女孩，结果导致惨剧发生。这与“弃婴岛”似乎无关，但又不无关联，在这里也顺便说一下，中国社会讨论儿童问题，一定要逐渐建立起“以儿童为本”的价值理念。

    进一步的讨论，自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潜移默化，儿童成了“社会包袱”的代名词，这是值得中国社会警醒的大问题。我们今天讲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似乎已经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不能引发更多联想。但是，主语“花朵”前的定语毕竟是“祖国”，这说明，儿童的成长也是国家的责任。一个没有花朵般儿童的“祖国”，会有前程似锦的未来吗？



原文标题：“弃婴岛”争议背后

原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立法网  小蚕）